9月15日，导演郭靖宇在个人微博上发布题为《起来，与操纵收视率的黑势力决一死战》的长文，怒怼收视率造假问题。郭靖宇在文中表示，自己正在播出的新剧《娘道》曾被要价7200万元作为买假收视率以保障顺利播出的“保护费”。

“悲壮”控诉长文之后，迅速引起业界关注。包括光线传媒总裁王长田、导演陆川、编剧汪海林等在内的多位业内知名人士进行了措辞激烈的公开声援。

在郭靖宇发布控诉长文的第二天，9月16日下午，国家广电总局表示，已采取相关措施，并会同有关方面抓紧开展调查，一经查实涉及收视率的违法违规问题，必将严肃处理。

事实上，收视率造假问题可谓由来已久。早在2006年已有媒体报道收视率造假问题，之后这些年显示愈演愈烈之势。

2010年，《人民日报》曾连发三篇深度报道揭秘收视率造假问题；

2012年，电视剧《大祠堂》的出品人王建锋就曾在微博上公开举报收视率造假；

2015年，因不愿意参与收视率造假，光线传媒退出电视节目市场。光线传媒总经理王长田曾在公开讲话中说，2015年起看到所有电视节目、电视剧，“可以说它们的收视率90%以上都是假的”，王长田回忆称，“当时多档节目在央视等播出，停播所有节目之痛苦记忆犹新。”

导演陆川也通过微博表示，之前曾亲耳听到某导演朋友无奈要求制片将每集40万元购买收视率的钱，打到某市电视台购片主任指定公司，“他跟我说如果不按电视台指定公司买收视率，将收不到电视台尾款”；

2016年12月，浙江卫视电视剧《美人私房菜》因制作方未向幕后黑手购买收视率，从全国收视前5名直接跌至20名开外，创浙江卫视建台50年来最低收视纪录。该剧终因“超低”收视率从黄金时段下架。此举引发当年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向电视收视率造假的“黑势力”公开宣战；

在10月21日举办的2018横店影视节暨第五届“文荣奖“颁奖典礼上，知名演员陈思诚表态称：“我们一直不敢正面面对收视率买卖问题。这些顽疾不改变，电视剧行业不会好下去。所以我暂时不拍电视剧了，等电视剧的创作环境变好了，我再回来！”

收视率，指在某个时段收看某个电视节目的目标观众人数占总目标人群的比重。电视行业收视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是电视台最重要的考核指标，既为了检验节目的受欢迎程度，也是用来吸引广告主投放广告，收视率较高的电视台往往能够获得更高的广告收入。据悉，广告商投放广告时会要求保证一定收视率，如果没有达到，电视台将给予赔偿，因此部分电视台的广告部门为争取广告资源，会要求影视制作公司“保证”收视率。在这样的动机下，收视率造假渐渐成为行业内的“潜规则”，价格随之水涨船高。

据了解，收视率一般由第三方数据调研公司，通过电话、问卷调查、机上盒或其他方式抽样调查来得到。在中国，收视率调查数据主要由中国广视索福瑞媒介研究有限责任公司（下称“索福瑞”）提供。

工商资料显示，索福瑞的股东方多达14家，央视市场研究股份有限公司为大股东，持股60%，此外索福瑞亚洲太平洋公司持股15%、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持股12.4%，其他小股东包括芒果传媒有限公司、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广播电视发展总公司等。

据媒体报道，索福瑞统计收视率的方法是按户统计，索福瑞官网的数据显示，其在全国范围内只有5.79万余个样本户家庭，索福瑞通过这5.79万余个样本户的收视状况进行调查，推算出一个影视剧的收视率。这意味着，只要能“干扰”样本户收看指定电视台，就可能影响到最终的收视率。索福瑞分配至每个地区的样本户家庭数量仅几百、上千个，这意味着只要能“干扰”其中十多个样本户就能改动当地的收视率，控制收视率的成本并不高。

此外，据有关报道称，索福瑞在2015年7月注册资本由80万元变更为5000万元，股东在原央视市场研究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为央视）和外资股东之外，还加入了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北京歌华有线（股东为北广传媒）、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广播电视发展总公司、芒果传媒有限公司、江苏融创传媒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为江苏广电）等12家法人股东。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超豪华阵容，这家收视率统计公司的股东包括央视、央广以及北京、上海、浙江、湖南、江苏的广播集团，几乎囊括了收视率第一梯队的所有卫视。

一位业内人士说，作为左右电视台收入的第三方统计机构，这样的股东背景有着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之嫌。卫视既是索福瑞的股东，也是索福瑞服务的购买方，多花钱和少花钱效果不一样，比如2018年北京和上海都增加了样本户，当地卫视的收视率就跟着上去一些，因为本地人往往爱看本地台。

事实上，早在2006年就发生过电视剧收视率造假的情况。电视剧制作人任某从索福瑞技术人员王某处得知17个样本户的信息后，以每看一集电视剧20元的方法对前述样本户进行收买，从而“干扰”收视率。

此后十余年间，关于收视率造假的各类爆料谴责从未停息，整个生态愈加恶劣。近年来，先后发生过“制片人王建锋实名举报第三方公司买卖收视数据”、“湖南卫视热播剧在部分地区收视为0”、“北京卫视收视率在本地被挤出前十位”、“安徽卫视收视率滑落至当地第五名”等喧嚣一时的事件，背后均与收视率造假有关。

“每年有近150部电视剧上星播出，单部集数少则36集，多的可达80集。我们姑且按照150部上星剧，每部40集，购买一集收视率60万元来计算，一年就会产生数十亿的‘黑钱’，这笔钱去了哪里？”有业内人士预估，即便以相对保守的方法计算，每年操控收视率的“黑势力”也要拿走近40亿元资金。

多位业内人士接受媒体采访时毫不讳言，称收视率造假为行业“毒瘤”。买卖收视率蔚然成风之后，由此形成了一个“怪圈”：广告主投放广告时要求电视台保障收视率——电视台采购电视剧时则要求制作方购买收视率——制作方因增加收视率购买成本反过来向电视台要高价——电视台则抬高广告价格。其中，无论是广告主，还是电视台、制作方，均成为收视率造假的受害方。当天价“保护费”已经远远超过了片方所能承受的底线，扣除制作成本，片方已经快赚不到钱甚至要亏钱的时候，从业者要么跳出来谋求改变，要么死亡。

购买收视率的价格何以水涨船高至如此地步？多位业内人士指出，根本原因在于黑市供求的失衡。当买收视率已经成为行业潜规则，买家数量激增，“靠谱”的资源方却始终都是少数，甚至已经到了“不能还价”的地步。卖方市场下，没人能遏制其坐地起价。

如何根治收视率造假这颗“毒瘤”，有关部门并非没有行动。可以说，几乎每次收视率造假风波之后都会出台相应的治理措施；早在2011年10月和2014年7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先后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并出台国内首个收视率“国标”《电视收视率调查准则》，相关的行业自律公约，明确提出“三不”要求，《电影产业促进法》对电影票房造假也有明确的规定与处罚。2015年8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召集央视和8家省级卫视领导召开专题会研究签署反对唯收视率、放弃收视对赌、规范电视剧购播行为的自律公约。

随后，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递交了《关于加强电视剧市场工作的几点建议》，文中包括颁布规范的购销合同文本，合同中不得有收视率与销售价格直接挂钩的条款等几条建议。《电视收视率调查准则》也已出台。有关收视率的相关规则正在一步步完善。

但在司法缺位的情况下，收视率造假一直无法得到根除。每次治理不久，新一轮的造假又会卷土重来。

有关人士分析称，收视率造假之所以猖獗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利润丰厚，二是违法成本低。收视率市场的法律约束和监管机制不健全，问责成本高，致使违法违规风险很低。中国第一个相关规范性文件《中国电视收视率调查准则》在收视率造假风波不断发酵的背景下也陷入被虚置的窘境。

收视率乱象如何解决？有业内专家建议参考美国“派拉蒙法案”，当年美国严令禁止公司同时把控创作、院线和发行等环节，他们成立非营利性组织“媒介视听率评议委员会”，还为此专门设立了公共会计师事务所，此外，还有不少国家也成立了专门的第三方机构，比如，韩国和中国香港地区分别成立了公益监管性质的“收视率稽核委员会”和“收视率调查委员会”，负责相关稽核和监管工作。

鉴于我国特殊国情，收视率监管既不能离开政府的支持，又不能完全附隶于政府。有专家建议，对于我国影视行业存在的某些结构性问题，需要改革购销机制、实现制播分离，有关管理制度设计非常重要。要结合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手段，创新收视率调查的技术与算法，积极探索针对数字电视的全样本收视率调查方法，增加点击数据和跨屏收视率的权重，积极适应融媒体时代的电视传播。同时，可探索建立职能部门委托但独立于职能部门的第三方电视评议与稽核机构。

此外，必须打破“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情况，积极引入有关竞争机制，并及时制定颁布电视产业的法律法规，严格执法，大幅提高违法成本。

此外，还有文章指出，相较于通过法律标准和市场竞争 “治标”，真正回归内容或许才是“治本”的手段。如果都像是《人民的名义》《延禧攻略》这样的好戏，收视率能压住吗？（中宏网综合编辑）。